熊洪斌，現(xiàn)任興義民族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國寫作學會會員，省書協(xié)理事，州書協(xié)名譽主席。我州第一個在全國拿獎的書法家。 圖為熊洪斌在金州文化講壇上為大家初探筆山書院的教育與書院文化。 郭婷婷 攝

　　在清末民初劇急變化動蕩的社會歷史風云之中，在偏遠閉塞、文化落后的興義縣，仿佛是驀然之間，出現(xiàn)了一所筆山書院，成為一時英才的搖籃，名震省內。從這個正在順應歷史潮流逐漸發(fā)生演變的舊式學校里，走出了劉顯世、王伯群、王文華、何應欽等一批軍政人物，構成貴州軍閥“興義系”，左右貴州政局長達十多年之久，以至發(fā)生其全國性的影響。當然，不僅政界軍界、教育、醫(yī)學、工商各界都有其佼佼者出自于筆山書院�！杜d義縣志（稿）·學校》載云：“我縣留學生之多，聲譽之隆，甲于全省�！�1905年，剛剛更名為高等小學堂的筆山書院，時逢貴州全省公立中學通考，在堂長徐天敘的帶領下，魏正楷、竇簡之、高致祥、熊鳳階、王文華等13人到貴陽投考，不僅全部錄取，而且囊括了前1—13名，震動教育界。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從唐宋始到清代末，歷時千年，其管理體制和教學方式與官學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文化教育史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興義筆山書院基本上秉承了傳統(tǒng)書院的文化精神，以其厚重的文化傳承，在清末民初，在滇、桂、黔三省交界的邊遠山區(qū)大舉興辦，以最后的書院姿態(tài)在文化貧瘠之鄉(xiāng)發(fā)生奇妙的效果。加之時代更迭，風云際會，書院弟子有機會遠涉東洋深造，再回國報效國家，在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舞臺上一展才華，得遂青云之志。所以，這個一時冠絕全省的筆山書院，雖偏處僻壤，卻同樣地跳動著時代的脈膊，凝結歷史的余脈，交織著中華文化在面臨著“五千年不遇之變局”之時自身的反思與回響。

　　于是，我們認為，要深入的了解筆山書院，必需透過這個教育現(xiàn)象，包括從那些有影響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更深遠的歷史文化根源。也就是說，首先應將筆山書院納入到中國書院文化的“場”中，對她的興辦和成功作出一種文化的透視。這當然是一項繁復的工作，我們在此，只能作出一些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書院之興，大抵是從古代的“精舍”、“精廬”、“學館”演化發(fā)展而來。唐代就有書院之名，最初不具備聚徒講學的功能，但其職責也在漸次擴展，有咨詢、顧問、侍讀、侍講的職能。

　　唐末五代，天下大亂，民不聊生。讀書士子寄居草野，無由出身。趙宋王朝建立，海內一統(tǒng)，亂世新平，文風日起。士子紛紛要求就學讀書，產生強烈的進身愿望，希望通過讀書獲取功名。其時國家初建，統(tǒng)治者也需要大批人才參與國家管理以維護封建專制，但因朝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征討南方割據勢力，無暇顧及文化教育，亦無足夠的實力興學設教。民辦書院的興起為統(tǒng)治者解決了士子就學這一重大社會問題，培養(yǎng)的人才又有益于封建統(tǒng)治，于是一批由私人創(chuàng)辦的書院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之下開始興盛起來，并得到官方的政策支持和部分資助，形成我國古代書院辦學的第一個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有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岳陽書院，睢陽（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以及麗澤書院，象山書院等，因有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大師的主持講學而成為全國的學術和教育中心。書院的設置，多擇依山傍水的風景名勝之地筑精舍寓士子群居講習，使之在深山寂林之中閉門讀書，遠離塵囂，潛心修養(yǎng)，以求明誠兩進，德業(yè)雙修，道藝并進。

　　理學的發(fā)展與成熟，促進兩宋書院的勃興，二者之間互為表里。歷代書院都以講授和研究理學為根本，《四書》《五經》為基本教材，理學家的著作和語錄則為輔助教材或參考讀物。

　　興義筆山書院是比較晚近的事，與宋明理學相距好幾百年，表面上看好像沒有關系，但細究之下，也不難發(fā)現(xiàn)其蛛絲馬跡。先不說像山長雷廷珍、姚茫父等經學大師的歷史文化傳承。就筆山書院的倡辦者劉官禮來說，其祖籍湖南邵陽，前面說過，在兩宋著名書院中，湖南就出了兩座：長沙的岳麓書院和衡陽的石鼓書院。也就是說，作為湘湖（荊楚）文化故地的后裔，顯然劉官禮的身上流淌著傳統(tǒng)文化的血液。據資料說：“官禮幼讀私塾，16歲從廖健藩、匯表東研讀性理學及左氏春秋，精習書法，尤善草書�！睍�法、左氏春秋、性理學，實屬正統(tǒng)的中原農耕文化�；�于氏族血緣宗法制度的古代文化，塑造了中國人深刻的祖先崇拜心理，不管走到哪里，甚少在心理面都懷揣著祖先的靈牌。儒家的“孝悌忠恕”、“仁義理智信”諸說，經漢儒的抬升而變?yōu)楣俜秸軐W，到宋明理學則實現(xiàn)其哲理化和系統(tǒng)化，既使普通中國人非關其學，也免不了被這深厚的文化浸染，幾至于形成“集體無意識“的崇文心態(tài)，更何況像劉官禮這樣淵源有自的特殊人物呢。作為興辦筆山書院的主要人物，他同時更是黔西南近代史上最具研討價值的人物之一。我們以后還會不斷地談到劉官禮。

　　傳統(tǒng)的書院教學方法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教師講授，主講學問要旨，經過整理、歸納、詮釋，時稱講義，提舉綱領，發(fā)揮要義，同時指點讀書方法，并在道德和學問兩方面樹立師表形象，起到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啟發(fā)誘導的作用。

　　二是學生自學，主要在于深研體會，唯真求是，而非淺嘗輒止，不出窠臼。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訴學生：“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己理會、自己體察、自己涵養(yǎng)，書用你自己去讀，道理用你自己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朱熹的這種書院教學方法堪稱高明。其實真正的學習主要就是自學，這樣的學問才能切身近道。筆山書院的教師們正是采用了這樣的教學方法，所以才造就了最優(yōu)秀的學生。據民國《興義縣志》記載：拿著年俸三四百金的教師“每月堂課二次，老生童生分題批閱，超等獎銀一兩二錢，特等八錢，一等六錢，童生減半，寒畯多資以為生�！苯處焸兠總�月也就上兩次“堂課”，因為是發(fā)揮要義，指點迷津，所以要言不煩。筆山書院的老師注重的是學生的自學和“踐履”，把自學的報告，心得筆記呈交批閱，然后按等次獎銀予以鼓勵，對貧寒而用功的學生則趁機多發(fā)錢以資其生計。民國《興義縣志》又載：“自綏陽雷廷珍（字玉峰）提倡經學、小學，住院生月呈筆記亦當堂課給獎。廣置時務書報及經、史、子、集，以供涉獵，學風為之一變。甲辰，徐天敘主講時，指閱經史，分呈筆記。每月會邑中人士舉行講演，風習又一變�！边@段極簡約的文字里傳達出筆山書院諸多的教育文化信息。除了前述少講多練、自學踐履，獎學制度而外，雷廷珍山長為了開拓學生視野，“廣置時務書報及經史子集以供涉獵”，其實就是要求學生既要立足于現(xiàn)實，又要閱讀“時務書報”，學以致用，還要深入經典，廣泛涉獵，厚積薄發(fā)。不要局限于某專業(yè)課的狹窄巷道而坐井觀天，而要通識治學，獲得更高遠開闊的眼界！徐天敘堂長也是深得書院教學精義的一位導師，否則，他的13弟子怎么可能囊括全省1—13名呢？他分類指導學生閱讀經史又分類批閱所呈交的讀書筆記，可說是因材施教。最精采的是，他還在每個月會同地方上有學問有文化的人士舉行講演會，讓自己的學生轉移多師，打開學路，解放思想，不囿于一派一學之門戶。很了不起，正所謂名師者也。

　　徐堂長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是傳統(tǒng)書院教學的第三種形式：叫做“問難辨駁”。而問難辨駁的主要表現(xiàn)就是書院的“講會制度”。講會制度由朱熹創(chuàng)立，是一種文化學術的辨論制度，以探討辨難的方式進行的學術活動，或辨論發(fā)揮一派的學術精義，或辨析爭議不同學派的主張，相互駁難，求同存異。遵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原則，在針鋒相對的爭論中，既堅守所學，通過辨難將自己的學旨要義深刻發(fā)揮，又不輕視他學，留意于諸家所長，作為對自己學問的彌補和啟迪。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在學術思想上大不相同，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喜在白鹿洞主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時，就邀請陸九淵來同講，并舉行了隆重的講學儀式，從此形成了良好的傳統(tǒng)。

　　這種“問難辨駁”的“對話式”教學方式，對師資的要求更高，如果沒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沒有個人獨到的心得體會和學術創(chuàng)見，就很難與人問難辨駁，徒人云亦云耳。由是，我們再次想起孔夫子“從而游”以及古希臘蘇格拉底的“對話”式教學與辨論，可謂精彩絕倫！一部《論語》和一部《柏拉圖對話集》皆記錄著當時的盛況。中西兩位古圣皆以此而成就了偉大的教育事業(yè)。這不僅是教育者而同時是哲學家和思想家的成功。自夸美修斯以來的現(xiàn)代大教育固然有種種可圈可點的先進之處，但是，學校象大工廠產生成批次產品那樣按固定的規(guī)范與模式培養(yǎng)學生，未必就有想象中的社會定貨。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王陽明應邀在文明書院講學，首倡“知行合一”之說，令人耳目一新，一時間風行各地。王陽明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活動，推動著明代中葉書院的蓬勃發(fā)展，書院的興盛又為王學的傳播提供了條件，講會制度也因此而更加趨于完備。王陽明認為，為學不可離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獨學無友。固守一地，專從一師難以長進，最好的方式是通過聚會講習，師友相觀而善，取長補短，從而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世利繁華之染日遠日疏。書院提倡敢于懷疑，注重獨立思考，兼容寬量，平等論學，求同存異，不株守門戶之見，不強加于人的學風，主張?zhí)岢珰夤?jié)，講求實學，使書院不僅對各種思想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代表了社會良知，擔當著社會道義，成為批判現(xiàn)實社會黑暗腐朽勢力的一股力量，終至鑄成了我們所說的“書院文化精神”。如明代無錫的東林書院就是這種精神的代表，書院的這種文化精神集中地體現(xiàn)在顧憲成為其題寫的一副著名對聯(lián)上：“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代的東林上承漢代清流，下啟清末的公車上書，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曾一再地得到魯迅等先進文化人的稱道。筆山書院出落的王電輪將軍雖未出洋，卻類有此種風范，以天下國家為已任。他敢作敢為，豪情萬丈。

　　興義筆山書院，雖然尚未達到這樣的高度，但由于她部分地秉承了這種書院文化精神，在有待教化的窮鄉(xiāng)僻壤和交通閉塞的邊遠山區(qū)，照樣能夠發(fā)揮出卓越的文化效用。這就好比優(yōu)良的種子播撒在荒蕪的土地上，只要悉心照料，勤加田間管理，一俟氣候來臨，風云際會，她必然要破土出苗，拔節(jié)生長，并且繁花碩果。

　　這種帶有獨立意識和民主傾向的書院文化精神，顯然不能見容于專制的封建主義。在明代的熹宗天啟年間（公無1621—1626年），閹黨魏忠賢矯旨盡毀國中書院，此后書院由盛而衰。在清代的教育系統(tǒng)中，以業(yè)館、家塾、族學等等學塾教育比較發(fā)達，書院則相對的式微了。從明天啟年間到清乾隆初年，一百多年過去了，終于又在黔西南的大山皺褶之中，重新又冒出了一所筆山書院，這也是中國最后的書院之一。筆山書院在戰(zhàn)火紛飛中四度興廢，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tǒng)七朝，終于在辛亥革命之前，有如涅槃的鳳凰高高的飛升，閃耀出傳統(tǒng)書院文化精神的光芒。這一道由文化的湖心逐漸向外擴展的水波紋，映照著灰暗的陽光，穿越了一個世紀、長途跋涉，來到這個文化大湖泊美麗的岸邊，來到了黔西南風光綺麗的盤江邊上，在興義的花水河邊波光滟瀲……有的學者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文化學的“次生現(xiàn)象”，那意思無非是說，在強勢文化的久遠推動下，在遠離先進文化的中心區(qū)域，在時風吹不到的角落，古老的文化精神卻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邊區(qū)的劣勢反而成了集合眾多文化，沉積千年文明的優(yōu)勢，加之現(xiàn)代文明對其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tài)的破環(huán)有限，其后來者居上的跨越式發(fā)展勢所必然。關鍵在于，偏遠地帶欠發(fā)達地區(qū)的人們，能否深刻地辯證地實事求是地把握住文化發(fā)展的這一規(guī)律，從而實現(xiàn)超常規(guī)的躍進。

　　所謂“文化失而求諸于野老”，興義筆山書院獲得了這個歷史的契機，至少在教育上獲得真正巨大的成功，給我們予深刻的啟迪。

　　興義，基本上是一個以移民為主體的地區(qū)，經“調北填南”和“改土歸流”之后，中原文化經過吳越、荊楚、湘湖、巴蜀、嶺南、滇黔各種地域文化的過濾與裹挾，層層匯融于此，形成了雜多而又和諧的文化格局，再加上地方原住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遠古的夜郎文化，形成如此肥沃豐厚的文化土壤，因之而孕育出筆山書院以及她眾多遠涉東洋的弟子，又時逢改朝換代的歷史氣候，這塊沃土之上就是多長出幾株奇花異卉，也不足奇異了。

　　從新建、增擴建筆山書院的歷代各任知縣來看，嘉慶時的杜友李、張夢驥，道光時徐鋐，包括大力支持第四所筆山書院的知府孫清彥，均不是興義人。筆山書院的歷史功臣劉官禮，出生于興義而祖籍湖南邵陽。從筆山書院的杰出弟子看，王伯群、王文華出生于興義而祖籍當屬江南應天，何應欽出生于興義而祖籍江西臨川。再從筆山書院歷年重金禮聘的名師山長來看：程光祖，云南曲靖舉人，周輔宸，云南師宗舉人；莊南華，興義府舉人；孫家璠，銅仁舉人兼本邑學官；吳成熙，江西進士；桂馥，山東曲阜人，進士；湯中，貴陽舉人；喻鴻鈞，湖北進士；朱元謨，郎岱舉人，趙延光，貴筑舉人；雷廷珍，綏陽舉人；曾泳霖，四川巴縣舉人；姚華，貴陽人，進士；熊繼光，貴陽人，進士；徐天敘，貴定舉人。名師之中，雷廷珍、姚華、徐天敘諸位，研究介紹的文章較多，大家都比較熟悉。此處，我們僅以來得最遠的桂馥先生來說明問題。

　　桂馥是清代杰出學者，著名的文字學家，書法家、篆刻家。他來自孔子的故鄉(xiāng)山東曲阜，可見其文化淵源。翁方綱、阮元極推崇之。被認為是與伊秉綬齊名而稱“中國文字學雙子星座”。這樣一位大學問家大藝術家怎么會跑到興義來，并做過一任筆山書院的山長？民國《興義縣志》的記載是否可靠？考其行狀，桂馥乃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進士，官云南永平知縣。羅平、興義比鄰，當時筆山書院山長的俸銀高達300—400兩，高于知府的年俸。更何況區(qū)區(qū)知縣操勞，不如學院山長尊榮。所以《縣志》所載，當為不虛。這樣看來，當年的筆山書院真正是招賢納士、藏龍臥虎！一代學子因受其恩澤而振翮翻飛。教師是關鍵，必須要尊師重教，學校才有希望！誠如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誠懇的指出：“大學者，非大樓也，乃大師也！”

　　筆山書院更為現(xiàn)實的啟發(fā)，應該是針對教育的管理者或稱辦學者的。這就得說一說書院的倡辦者和主辦者劉官禮先生。是為“以史為鑒”。

　　前面說到他幼讀私塾，同中原文化的淵源。但是時局動蕩，迫使其廢學。從21歲開始，在咸同兵燹迭起的歲月，從其父劉明揚（字燕山）辦團練，修筑永康堡，長年征戰(zhàn)，根本無暇于學務。他曾率團練配合云貴清軍剿殺白旗起義軍，在攻取興義縣城，興義府城（今安龍），特別是在圍攻白旗軍根據地新城（今興仁）等戰(zhàn)斗中，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依次被清廷擢升為知府，賞戴花翎，而后又加道銜，留云南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又率團練配合官軍，參與剿滅廣西會黨軍（游勇），收復興義縣城，升任為云南候補道。在他剛進入不惑之年即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的時候，黔西南戰(zhàn)事方息，塵埃落定，時局趨于穩(wěn)定。興義這個地方在近代戰(zhàn)事頻仍，兵禍連連：南明與清廷之爭、吳三桂反清、鎮(zhèn)壓王囊仙、咸同回民暴動，土目之爭，“游勇”之亂…….山河破碎，人民災難深重，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劉官禮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就了他所謂“殺賊為鄉(xiāng)，興師護國”的“武功”，在興義地區(qū)獲得了至尊的權威，然后才有可能秉承“武以安邦，文以治國”即“武功外悠，文化內輯”的中原古老文化思想，著手從事地方的文化教育事業(yè)。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前提條件，一般人不可能做到。他自己的說法是：“武功只是一時平亂權宜，并非整飭地方之計”，地方落后，出亂的根本原因是“文風衰靡”。也就是說，槍桿子打江山還須筆桿子治天下。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他會同官紳組建培文局，就開始議定重興筆山書院。在經濟上，他“清厘削租，籌集教育經費”，又借舉辦所謂“義倉”，儲糧濟用，然后在秋后加利收回，實際上就是“小斗出大斗進”，斂財貨于災荒或青黃不接之時，將此“利”用作辦學經費，這“取”“用”之間，頗為發(fā)人深省。然后在取得興義知府孫清彥的大力支持后，還動用團防總局歷年庫存白銀作為基金，更劃拔卷田、學田、匪產、絕產的收入及斗息，稱捐，屠宰捐等費用為興辦書院的常年經費，為筆山書院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然后，憑著自己的影響，向省內外重金禮聘高人名師，解決“軟件“的問題。大約在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會同地方同仁紳士趙天如、林子亨等，擇地于老城東北隅的老鸛墳（一說老官墳，在今興義民族師范學院內）大舉動工修建全新的更大規(guī)模的筆山書院，越二年主體完工，以后又有不斷的修繕，花巨資購置圖書、標本、圖表、儀器、實驗用品及各種教學設施。城如云南人鄒元吉為書院撰寫的對聯(lián)所描述的那樣：“平地起樓臺，看萬間鱗次，五月鳩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無畛域，況榜掛天開，筆山排聳，愿諸生跡接蓬瀛�！眲⒐俣Y親自撰寫“山斗堂”聯(lián)語云：“通今致用，修辭立誠。”表明建院宗旨。這所書院規(guī)模宏大，十分漂亮。有三進院舍共二十六楹，回廊曲檻、操場、禮堂、教室、書齋、宿舍、魚池、花臺一應俱全。正門是石刻楹聯(lián)，門頭上有孫知府手書“筆山書院”四個大字。禮堂后壁立有石碑四方，左二方敘述建院經過史實，右二方刻孫知府文《書學技言》，是書法與書論合璧的瑰寶，可惜，全部毀于“文革”的“破四舊”。而今連一張拓片、照片都無留存。

　　1903年，劉官禮順應歷史潮流，把筆山書院改為興義高等小書堂，由其子劉顯世任學董。削減四書五經課程，新開數理科學，包括體育、美術等，普遍采用白話文課本。他自己則深入鄉(xiāng)里，倡辦小學，改廟宇為校舍，創(chuàng)辦了21所初等小學堂和一所女子學堂。并在書院內增辦師范講習班，后改為傳習所，培養(yǎng)出像唐開敬等一批地方名師。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中華遠古文明的余緒，也是中華名族尊師重教，視教育為生存發(fā)展之命脈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劉官禮古道熱腸、殫精竭力，堪稱興義教育史上的第一人。筆山書院的一度輝煌，確乎要仰仗于他的扛鼎之力。筆山書院，雖然已經在日新月異的時代洪流中漸行漸遠，以至消失在地平線之外，然而，過去的并未過去，將來的必定要來。作為中國書院文化在黔西南邊區(qū)的最后回響，讓我們至今依然尚感到她的余音繞梁。故爾竭誠希望，后來者謹承前緒、繼往開來，不愧古人，不負今人，把祖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教育文化發(fā)揚光大。